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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

所谓历史名人,是指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学术等方面做出了相当贡献,生前或死后得到社会承认并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乐陵籍人在外地成就事业的,例如西汉着名辞赋作家东方朔、东汉击鼓骂曹的祢衡、宋代左相吕颐浩、抗日名将宋哲元等。二是外籍人士在乐陵工作过的,像明代固始人许逵,在乐陵任知县期间,剿流寇有功,得御赐擢升。清代福建人陈师孔,民国期间在乐陵任过县长的日照人牟宜之,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肖华等。三是乐陵籍在本邑业绩突出的人。如被誉为革命妈妈的刘香惠、临终前在墙壁上留下血书的张汉卿、威震敌胆的锄奸部长薛汉三等。这些具有特质和魅力的名人,为乐陵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代智圣: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乐陵)人”(《山东通史》),是西汉着名的辞赋作家,又被后人惯称为智圣。

   东方朔幼年失去父母,由兄嫂抚养成人。他聪明好学,二十多岁时已精通《诗》、《书》、《易》及孙子、吴起兵法,加以善剑术,富文才,能言善辩,深得乡里器重。时值汉武帝广招贤良之际,东方朔上书自荐说:“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他这种毫不谦逊、锋芒毕露的言行让汉武帝称奇不已,任他为公车令,后又待诏金马门,再拜为侍郎。

   汉武帝喜欢游戏,为政之暇,常出谜语,让侍从猜解。东方朔才思敏捷,每猜必中,应答如流,很快得到宠幸。而他则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屡屡向汉武帝谏议国政。汉武帝对东方朔表现出的才智、胆识和忠诚十分欣赏,授予他太中大夫、给事中之职。

   汉武帝好大喜功,喜欢臣下歌功颂德。一次,武帝问东方朔:“你认为朕是一位什么样的君主啊?”东方朔回答说:“圣上功德,超过三皇五帝,要不众多贤人怎么都辅佐您呢,譬如周公旦、邵公奭都来做丞相,孔丘来做御史大夫……”东方朔一口气将古代32个治世能臣都说成了汉武帝的大臣。他语带讽刺,但又装出一幅滑稽相,使汉武帝笑恨之余,又确实感到自己不如圣王。

   东方朔一生着述甚丰,写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封泰山》、《责和氏璧》、《诫子诗》、《平乐欢猎赋》等,后人编为《东方太中集》。《汉书·艺文志》原有《东方朔》20篇,今散佚。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滑稽之雄”,西晋着名文学家夏侯湛写有《东方先生画赞》,后来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将此文刻碑,此碑今保存在陵县。在历代乐陵县志中对东方朔均有详细记载,并载县城建有东方朔祠,在西晋时又在县城西一里处建东方朔阁,祭祀香火甚丰。清朝末年因战火损毁,现尚存顺治时《东方朔阁记》一篇。

   

   保储尚书:成翊世

   成翊世,字季明,东汉时期平原郡乐陵县人,汉和帝至汉顺帝时在世。

   成翊世自小聪明敏慧,勤奋好学,性刚正。少年时就颇有才辩,又加之为人公道正直,明理多识,邻里每有纠纷,多找他调解,人皆服之。声望广布乡里,被推举到当时的平原郡,担任负责狱讼的郡吏。

   汉安帝元初年间,邓太后总揽朝政。成翊世上书要求邓太后归政汉安帝,邓太后大怒,以擅自越级上谏的罪名将他罢官入狱。汉安帝十分欣赏成翊世的胆识魄略,亲政后将他擢升为尚书郎。

  阎皇后无子,汉安帝立李妃之子刘保为太子。阎皇后惧怕失去地位,勾结其兄阎显、宦官樊丰、江京等,诬告太子保阴谋夺权。成翊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但昏庸荒唐的汉安帝没有理会,废掉了太子。成翊世又将阎后、樊丰等相互勾结诬陷太子的具体情况写成奏章呈送给汉安帝,被樊丰等截留。他们对成翊世又恨又怕,罗织罪名将他逮捕入狱。不久,汉安帝暴病而死,宦官孙程等发动夺宫之变,迎立刘保归位,是为顺帝。汉顺帝大封功臣,拜成翊世为议郎,成翊世没有居功,推辞不受,仍为原职。朝中大臣对成翊世的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公道无私的品格十分敬佩,汉顺帝更是赞赏有加。不久,授予尚书之职,显列二台。

   书法大师:朱登

   朱登,字仲希,东汉灵帝时乐陵县人。着名大书法家,留有书法作品《衡方碑》,此碑现存于泰安岱庙碑廊。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是朱登在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9月,为时任京兆尹、兵步校尉的老师衡方所立的颂德碑,此碑原立山东省汶上县郭家楼前,碑阳隶书23行,满行36字,共815字。

   《衡方碑》为着名汉碑之一,笔意粗壮古拙,折角棱条分明,有严峻之态。字体方拙朴实,以拙取胜。间架稳实厚重,仪态敦厚。章法行密格满,于平正之中存有欹斜之变。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称:“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杨守敬《平碑记》也称:“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

    此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代颜真卿的书法可窥见其流风所及。现代杨振方《碑帖叙录》称“此碑是北魏洛阳书风之源。”清代伊秉绶即从此碑脱化而生,终成一代书法大师。

   此碑曾着录于宋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国书法大辞典》等书。

   铁面太守:苑康

   苑康,字仲真,东汉时渤海郡重合县(今乐陵市西段乡至大孙乡一带)人,汉末至三国时在世。

   苑康少年时代学业于太学,学识胆魄过人,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被举为孝廉,任职颖阴县令。不久因才能政绩突出升任泰山郡太守。

   泰山郡中许多豪族大姓横行不法,夺人田产,霸人妻女,无法无天。苑康到任后,整肃纲纪,严惩恶霸,抚恤百姓。豪绅们胆战心惊,为了不被惩治,都争先恐后地将先前夺来的田产房屋归还原主。社会迅速安定,百姓乐业。

   当时,山阳人张俭杀死了宦官侯览仗势欺人的母亲,侯览肆意捕人。苑康也非常痛恨这些祸国殃民的宦官,竭尽全力掩护张俭及朋友亲人,使无一遭害。对此,侯览十分愤恨,向汉献帝污蔑苑康与兖州刺史、都尉壶嘉等人向朝廷谎报平乱战功,欺君罔上。将苑康逮捕入狱,减死罪一等,发配云南。幸亏时任侍御史的羊陟在汉献帝面前据理力争,才被遣送回籍。后再未出仕,终老于故乡。苑康和当时与宦官进行坚决斗争的知名人物陈翔、翟超、孔昱、檀敷、张俭、刘表、岑晊一起被称为“八及”。

     东汉处士:祢衡

   祢衡(173—198年)字正平,祖居汉平原郡般县县城(今乐陵郑店镇盘城孟、李二村)。他自幼聪明好学,博闻强记,有过目成诵、出口成章的才能。他蔑视权贵,恃才傲物,20岁就已是名声远播的大才子了。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祢衡得知汉献帝迁都许昌后,便只身来到许昌,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到了许昌才知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着实权,这使他非常失望。孔融在汉献帝和曹操面前多次称赞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曹操想见他,他却以自己有狂疾为由拒绝前往。曹操未料祢衡竟如此大胆,敢藐视自己,大为恼怒。听说祢衡善击鼓,于是强征他为鼓吏。

   一次,曹操大宴宾客,令诸鼓吏换上鼓衣,依次击鼓从席前经过,以助酒兴。轮到祢衡时,他依旧穿着他的破旧衣服,而且击鼓走到曹操面前时故意停了下来。庭吏大声呵斥他:“何不改装!”祢衡这才放下鼓槌,竟然在众人面前脱得一丝不挂,然后再慢慢换上击鼓衣,演奏了着名的《渔阳参挝》。鼓声悲壮,听者莫不感慨万千。曹操本想借此羞辱祢衡,反而被祢衡羞辱了一番。事后,孔融从中周旋,说祢衡有病,准备登门谢罪。曹操十分高兴,特意准备了高档宴席等着祢衡。不料,祢衡却身穿布衣,头戴粗布头巾,手持木棒,来到曹府门前,戳地大骂。曹操虽然恼怒,但又不愿召来杀士之名,便将祢衡推荐给荆州的刘表。

   祢衡到了荆州后,刘表待之甚重,许多重要文书都由祢衡最后裁定。但祢衡对刘表也有所侮慢,刘表实在受不下去了,才把他送给了性情急暴的江夏太守黄祖。开始,黄祖对祢衡的才学十分敬重,任命他为书记官。黄祖的儿子章陵太守黄射对祢衡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次,黄射大会宾客,有人送来了一只鹦鹉,黄射请祢衡以鹦鹉为题作赋助兴,祢衡挥笔疾书,立成一赋,这就是汉赋名篇:《鹦鹉赋》。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黄祖在江中船上宴请宾客,祢衡言行不逊,使黄祖在众宾客面前丢了面子。黄祖大声呵斥他,他则两眼瞪着黄祖说:“死老头子,你骂什么!”黄祖大怒,下令将他推出去杀掉,时年仅二十六岁。有文集二卷,今佚。现存《颜子碑》文、《吊贾谊文》等四篇,其中《鹦鹉赋》是代表作,开创了魏晋抒情短赋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汉书》有“祢处士文苑传”。

   后人对祢衡的节操和悲惨遭遇莫不寄予惋惜和同情。诗人李白游鹦鹉洲,就曾写下了着名的《望鹦鹉洲悲祢衡》:“魏帝营八极, 蚁视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李白又有诗中说:“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

   

   理学先驱:石介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号徂徕,兖州奉府人,祖籍山东乐陵。进士及第,历任郓州、南京推官、嘉州军事判官。以丁忧父母,归徂徕山下隐居治学,以《易》教授弟子。后入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学者慕名从之者甚众,“太学由此益盛”(《宋史·石介传》)。石介为人正直,关心时政,指切当时,无所讳忌,终招谤议,被排挤出朝。石介“以先生事(孙)复”,将孙复讲学的“泰山信道堂”易名“泰山书院”作为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在此基础上,一个闻名全国的泰山学派形成,并由此开宋明理学之先声。孙复、石介被推崇为宋明理学的先驱者与奠基者。

石介着作主要有《易解》5卷,《易口义》10卷,为一般讲义,不系统,无甚创见;《唐鉴》6卷,《政苑》1卷,《徂徕先生文集》20卷,《三朝圣政录》等。其思想以维护王权为要,推崇儒学,树立孔孟之道权威,为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理学先驱。其“道”、“气”论,道统说,为宋代巩固王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了理论证明,也为理学兴起准备了条件,颇具唯物主义因素。其“明道”、“致用”的为文原则,“道统”、“文统”一致的观点,为宋明理学家提供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衡量标准,开理学文学批评的先河。

   抗金名相:吕颐浩

   吕颐浩(1071—1139),字元直,乐陵人。宋哲宗(1096年)时中进士,北宋时累官太府少卿、直龙图阁、河北转运副使、都转运使。宣和七年(1125年),宋金联合攻辽,吕颐浩随钟师道北伐燕京(今北京),负责转运粮草。宋军收复燕京后,举朝弹冠相庆,而金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于是,吕颐浩上书朝廷,请加强河北防御。这种“不合时宜”的论调触怒了宋徽宗,吕颐浩因此被贬官。当年秋,金兵果然南侵。金人北退后,吕颐浩复为河北转运使。

   南宋建立后,吕颐浩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兼知扬州,旋又升为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逼近扬州,宋高宗仓皇渡江南逃,以吕颐浩为同鉴枢密院事、江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江宁府,江淮两浙制置使,屯驻京口(今镇江)阻击金兵。第二年,吕颐浩与张浚、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平定“苗刘之变”,恢复了高宗的帝位,以功升为右相兼御营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后因其主张退避金兵,且陈“浮海之计”,为吏部尚书赵鼎所劾,被迫离京,贬为池州(今安徽池州)知州。绍兴元年(1131年),吕颐浩复入朝,与秦桧为左、右相。第二年,秦桧罢相,吕颐浩独秉朝政,任少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屡请兴师收复中原,然挟私用人,排斥李纲等人,创立“月桩钱”,扰民太甚,又加连年旱涝地震,复被弹劾,再次罢相,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1139年病逝于台州(今浙江临海)。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忠穆。着有《忠穆集》十五卷,《宋史艺文志》行于世,《宋史》有传。

   青少年时期,吕颐浩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备受师长称道。今郑店镇旧乐陵村南,尚有其当年读书处“萃贤亭”遗址。

   肱股重臣:张泼

   张泼,字孝泉,号念山,别号悔庵,乐陵城东东关村人,万历丁未进士,明末朝廷肱股重臣。《明史》有传。

   张泼入仕,时值明王朝危机四伏,已经临近风雨飘摇的境地:后宫、宦党干政,地方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辽东努尔哈赤部进逼,民众暴动频频发生。他主张以疏导的策略,平息各地军民的哄乱和起义,减免农商赋税,严惩贪官污吏,关注平民百姓和部队下层士兵的疾苦。作为朝廷臣工,他正直敢言,不阿权贵,廷议、奏疏言辞犀利、一针见血,与杨琏、左光斗等人一起,同后宫、朝廷的邪恶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张泼不畏强暴,凛然指责锦衣卫和东西厂特务制度的流弊,使朝中正直大臣内心钦佩。天启后期,他屡遭魏忠贤及其爪牙诬陷迫害,被列籍东林党,削籍夺诰,遣乡居三年,崇祯元年奉旨回京复职。

  崇祯戊寅卒,寿五十五岁。除奏疏外,另有三部着述,《竭力草》一卷,《臆谏草》三卷,《庚申纪事》一卷,还有一些未经编订的诗作、时文散篇,都是研究明末历史的珍贵资料。

   恤民尚书:宋盘

   宋盘,字念莪,号懋吾,万历年间,先举于庚子科乡榜,后考中辛丑榜进士,即授山西长子县知县,继补直隶大名府魏县知县。勤于政事,关心民瘼,申除治域内积年的不合理的赋税三百多项;后以政绩擢南京陕西道监察御史,疏奏时政十事,内含“储讲久虚”、“贤能远摈”、“榷使殃民”“封藩非法”等问题,切中吏治时弊,是急待朝廷关注的行政要务。

   当时,朝廷内部党派之争非常激烈,后宫干政日趋严重,中央各枢纽机构或者忙于相互倾轧,或者处于瘫痪状态。关于时政十事的奏疏,惹怒了时任吏部尚书的郑继时,假借御史外调的惯例,把他签发到陕西,担任按察司巡陇右道佥事。时值陇右“岁侵”,荒年贱月,哀鸿遍野。他一边申报灾情,一边从多方面着手赈灾:“募饥民修埤浚濠,设粥厂以食老弱”,打击囤积居奇的奸暴之徒,“平市价,招商贾”,“禁交际,杜幸窦”……既然执政一方,也必须考虑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宋盘在采取赈灾安民的相关措施的同时,高度关注地方军队的建设。“汰疲冗,明赏罚,严操练”,使部队纪律焕然一新。其实,招募青壮年饥民修濠筑城,也是一举两得之策:既赈济了灾荒,又巩固了城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军备建设不但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有明显的预见性。

   陕西按察司任满,宋盘调任布政司西路靖边道参议;不久,又回晋按察司中路榆林副使,条陈“核交代”、“裁内丁”、“清占役”、“易总镇”四事。因为失去了直接上书言事的言路职衔,此奏疏是经陕西巡抚奏闻朝廷的。“核交代”类似于今天的干部审计制度,评价官吏任期内的得失功过;“易总镇”以杜绝部队军帅营势结党,盘根错节至于“坐大”,不听号令;清裁官衙丁役可制约官员腐败,减轻财政负担。

   万历后期,辽东努尔哈赤部势力日益强大,终至以“七大恨”宣告与朝廷决裂,边境战事绵延不断。熹宗初年,宋盘以“边功响水之捷”,擢按察院右佥都御史,兼陕西巡抚。此后三、四年,宫廷之争发展到顶峰,魏忠贤“窃柄,兴大狱,罗列东林名士”,邪恶势力沆瀣一气,群起而噬吠,残酷打击朝廷忠直臣工。宋盘审时度势,决定辞职归隐。

   崇祯元年,宋盘奉旨回京,起任兵部右侍郎,“转左侍郎,署本部印务,增修戎备,慎选将才,召对称旨,屡奉温谕”,时值“辽东浓济桥、马邮山大捷,又陵工告竣,屡荷银币之奔,以疾乞归”,崇祯六年病卒,寿五十九岁,诰赠兵部尚书,敕授通议大夫。

   宋盘身历仕途三十余年,淡泊明志,起居朴素,宽宏正直,不识机巧。卒之日,田宅寥寥,家无长物,仅余图书数卷,文稿数叠,有《林下草》(又名《闲居草诗集》)存世,多数篇目是在熹宗末岁之际所写,貌似寄情于山水,却难掩感时忧世之吟,绝对没有陶令似的宁静淡远。

   御赐天官:许逵

   许逵,字汝登,河南固始人,为明正统文科进士,有勇有谋,为人正直,初任山东乐陵县知县,时值流寇刘六、刘七等作乱,率领数万之众,围困乐陵县城,城中士兵仅百余人,城池危在旦夕,许逵下令,以寡敌众,谋略施计,由城门口起,修筑战壕,形成狭巷,并将所收的豆类撒在巷道上,沿巷两旁埋伏勇士,手持竹矛,埋伏了四十多天。众寇轻视,蜂拥入巷,而沿巷伏兵四起,杀声震天。寇知中计,马仰人翻,乱踏相残,以致歼灭众寇于巷底,逃亡者杨寡妇等千骑犯利津,许逵又率众追至高苑歼灭,从此,流寇再不敢近乐陵城。许逵破敌安民,名震朝野,擢升山东佥事,江西按察副使。明代正德十四年六月,朱宸濠起兵争夺皇位,趁六月十六日假生辰之庆,召集群臣设宴,顺者加官进爵,逆者斩首示众。当问到许逵时,许大呼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付使唯有赤心耳!”朱宸濠大怒,将许逵斩首。许逵尸体不倒,朱宸濠敬其忠节,向尸体叩拜,享年36岁。

   时为炎夏,天突降大雪,噩耗传至固始,逵父大喜,张灯结彩,大宴亲朋,并宣扬曰:“吾子早存尽忠报国之愿,迩竟能全其志,吾死已安!”是年,杨清挂帅,扫平濠乱,皇上追封许逵为许忠节公,民间又称为御赐天官。

   江北才子:董养性

   董养性(1616—1672)字迈公,号毓初,乐陵城东董家村人。《乐陵董氏家乘》记载:董氏之先世居广川,仲舒公(董仲舒)即广川董氏之始祖也。传三十五世,讳秉贞,业儒术,于南宋迁于千乘地,隐居不仕,是千乘董氏之始祖也。秉贞六世孙讳才广,明初又西迁于乐陵县城东二里许,扩地四百亩,入籍于顺美乡五里七甲。

   董养性平生潜心理学,对后世颇有影响,时有“江北第一才子”之称。七岁入塾攻读,夜读恐睡熟误学,以瓢为枕,翻身即醒,熟读四书五经。明崇祯五年(1632年)补“邑博士”,清顺治五年(1648年)中拔贡,始着《四书订疑》,康熙二年(1663年)成二十二卷。后被一大户聘为塾师,教学之余,着成《易经订疑》十五卷、《易经启蒙订疑》四卷。康熙六年(1667年)敕授承德郎,官居宁国府通判。奉公之余,又写完《春秋订疑》十四卷。后又着《诗经订疑》、《书经订疑》、《礼记订疑》数十卷。其有关周易着述三十余卷采入《四库全书·经部卷七》,着书甚丰。在任南陵、太平两县县令时,殇吏治、整内务、施仁政、倡礼仪、兴教育、除暴安良,政绩卓着。其居官八载,家业仅有一帖和书籍千卷。百姓赞曰:“董县令廉洁奉公,世所罕见。”

清廉知县:陈师孔

   陈师孔,字愿庵,福建闽县人。清康熙二十四年任乐陵知县。赴任时,自作警语,并书牌于衙门前,云:“受一分冤法钱幽有鬼神明有宪,做半点亏心事远在儿孙近在身。”当时赋税严重,民众饥困,往往弃业,多致流散。陈师孔将俸银垫付,并呈报上官,赋税多被免除。陈听讼严明,吏畏民服,后故世于乐陵,年60余岁。乡人恸悼,捐金送葬,出境时不忍舍去,遂立去思碑于北关三灵侯庙,并将遗靴入木笼,悬于城南门。

   抗漕首领:郑焞

   郑焞(?—1862),字盛堂,乐陵城南郑家庙村人。农民,性豪爽果断,义肝忠胆,抑强扶弱,有声望。咸丰十一年(1861年),乐陵大旱,官府仍横征暴敛。以郑焞为首,联合李文奎等人,提出:“免粮减税、严惩贪官污吏”的口号,发动了抗漕斗争。乐陵、庆云百余村民纷纷响应,各持竹枪、刀斧进城迫使知县任天洪答应免粮减税,布告全县。接着,郑焞率众击溃西团总李吉,又率众五千攻打封建堡垒郑庙,血战五昼夜,地主武装残部溃逃。知县任天洪上报告急,省派兵镇压。次年春,在郑庙、阎集一带与清军激战一日,因寡不敌众,郑率军突围。不久被捕,囚押济南被害,传首乐陵。人民群众为悼念死者,勒石立碑,名曰:“乐陵县漕米碑。”

   形意大师:尚云祥

   尚云祥(1864—1937),字霁亭,乐陵寨头堡乡尚家村人。尚自幼聪慧过人,嗜武成性,一生探索研习形意拳,拜名师,会武友,练得一身绝技。他的“三绝艺”、“大杆子”、“半步崩拳”、“丹田气打”等名扬武坛,人称“铁脚佛”,“半步崩拳打遍天下”。曾任梁启超创办的“尚武学社”和北京蒙藏大学武术教师。其武功蜚声海外,国外有载,国内戏剧、小说、传记均有记述。

   通州有个大盗,名叫康天心,精通武术,尤擅连发枪和轻身术,人称“康八太爷”。康在通州一带抢男霸女,入室抢劫,无恶不作,受他所害者极多。因康武艺高强,官衙难以捕获。密云县有家安姓富豪,多次遭到康的抢劫,就把尚云祥请去。一天,“康八”突然闯进安家行窃,见尚云祥在,说:“久闻大名,今有幸得见,真乃三生有幸,如果能向你领教,则以后再不扰民。”尚答应了康的要求,二人对打起来。尚用“半步崩拳”将康摔出数米。康回手无力,拱手对尚说:“好汉名不虚传,领教了。今后不再骚扰此地。”其后数年,此地太平。

   “康八”恶习难改,以后又经常到怀柔抢劫。怀柔县有一谢姓富家,登门向尚云祥求助。康听说尚云祥又来怀柔,遂隐藏在东皇庄不出。

   “康八”在河北一带作恶多端,罪大恶极,当地政府多次捉拿未就,听说尚云祥能擒“康八”,就邀其捉拿,很快在东皇庄将康捉拿归案。河北梆子《拿康八》,就是记的这一折。

   尚云祥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卫国御侮之志极强。宋哲元晋南练兵期间,曾聘请其为二十九军武术教练。尚云祥针对当时二十九军重武器装备缺乏,多用刺刀、大刀片等轻武器进行近战、夜战的特点,向二十九军官兵传授五行刀、八卦刀、形意刀、梅花刀等刀法进行劈刀训练。将刺、挑、拔、拉、撞各种动作,编成刺枪术,进行单人、班、排、连刺枪操练,使全军官兵武艺大增。在喜峰口、罗文裕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及屡次战斗中,官兵们采用近战、夜战等战术,与敌人肉搏,大显神威。

抗日名将:宋哲元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市赵洪都村人。

  宋哲元自幼勤奋好学,常早起就读熹光下,至昏黑不忍释卷。四年读完“四子书”、《诗书》、《三礼》、《左传》等,不但能背诵,而且能通释其义。七年熟读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礼记》、《左传》等,而且还广泛涉猎了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及管子、晏子、诸葛亮、岳飞等帝王将相的英雄业绩,萌发了建功立业,卫国御侮之志。

  北洋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先后历任连、营、团、旅、师、军长、方面军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等军职,并曾先后任陕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主席、冀察政委会委员长(辖热河、察哈尔、河北三省,北平、天津两市),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集军政要职于一身,有一定政治影响的着名抗日爱国将领。

  1930年,蒋、阎、桂、冯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宋哲元收拾残部,退往晋南,饱尝了粮饷不继的困难,丧失地盘的苦楚,寄人篱下的辛酸,决心要寻找一个容纳二十九军发展的环境和施展抱负的地盘。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热河告急,天津震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唤醒了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抗日民族意识,同时也为宋哲元脱离困境,从民族斗争的激流中寻求发展前途,开辟了新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宋哲元发出了内心的呼喊:“向日本侵略暴力打出前途来”。宋哲元率同部下七将领请缨抗日,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喜峰口、罗文峪战斗打响后,二十九军战士组成敢死队,用大刀片,以夜战、近战、奇袭日军兵营,痛歼日军三千余人,力挫了侵略者的凶焰。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胜利。日本报纸宣称:“明治大帝起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殆尽。”天津《益世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十九路军淞沪一仗,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二十九军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做人。”天津《益世报》还以《喜峰口的英雄》为题发表评论说:“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的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一封信中,对其抗日功绩做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信中写道:“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引自人民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

  1937年7月7日夜,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官兵发出了“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誓与桥共存亡”的誓言,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全歼进攻卢沟桥日军一百余人。28日拂晓,日军以备战之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我南苑军营猛烈进攻,激战二十昼夜,我军付出重大牺牲。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宋哲元闻耗大哭曰:“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充分表现了不可征服的民族英雄气概。

  北平失陷后,二十九军退守河间,宋到河间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修建“昭忠祠”,并在祠前对官兵慷慨激昂地训话说:“咱们是一贯抗日的队伍,现在又跟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了。我们绝不允许再演‘九·一八’事件,决不做亡国奴,我们要给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报仇,我们要下决心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宋哲元卸职养病期间,时时思念旧部,尤以怀念情同手足而为国捐躯的佟、赵两将军。他入南岳后,于1938年10月,在衡山半山风景秀丽的明镜台侧造起一座“双忠亭”,并亲自为佟、赵两将军撰写了碑铭。

  宋哲元主持军政期间,非常注重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在晋南练兵时,为了使官兵增强民族气节,全军检阅时他大声问:“你们是什么人的军队?”齐答:“是老百姓的军队。”“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是从乡间来的。”“你们父母、亲戚、朋友是什么人?”“都是老百姓。”“你们吃的、穿的、用的武器,是什么人给你们的?”“是老百姓供给的。”用这种家常式的问答方法来熏陶士兵不忘父母,不忘乡亲,不忘老百姓。宋哲元还编有《国耻歌》,定有“国耻纪念日”(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或国土沦陷的日子)。每逢“国耻日”,都要举行演讲会,并在官兵吃的馒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让每个官兵铭心刻骨,不忘国难家仇,以期洗雪国耻。

  宋哲元还组织并亲自编写《二十九军军歌》、《军训团团歌》、《杀敌救国歌》、《吃饭歌》、《起床歌》、《睡觉歌》等。其中,《杀敌救国歌》的歌词完全是他一人所作。

  1937年5月,为摆脱日寇纠缠,宋借故避住乐陵原籍。其间,他把印制的《四书新编》袖珍本赠给全县教师,人手一部,并将印制的《宋氏祖谱》分送同宗各户。他还出巨资,宴请本县耆宿,聘用撰写人员数十名,设立乐陵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和县志局,编修县志,修缮文庙,建设图书馆。县志稿成,却因“七七”事变爆发,未及付印而失落。

  宋哲元还非常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西安为周、秦、汉、唐各代都城,宫殿、古刹、陵墓等古迹颇多,而盛唐时期,尤为文人汇集之地,碑铭石刻向为全国之冠。由于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加以匪盗明抢暗窃,使得这些珍贵国宝,特别是大小雁塔及被誉为天下金石渊薮的陕西碑林,都遭到严重的践踏和损毁。他主陕后,看到这些极为痛心。为了挽救和保存祖国这些灿烂的文化遗产,他除严令禁毁外,还筹措专款,请名匠对碑林进行修葺整理,将所有碑刻凹字油饰一新,并加固碑基,重新排列整齐,使不少罕贵断残古碑得以保全,从而恢复了碑林圣地的壮观。他还派专人搜集散佚在民间的石刻碑碣以及历史名人的诗词文赋、书法真迹 、勒石碑刻等,于大碑林外新城省府后院一块古陨石周围,建立了小碑林。此外,1936年,屯驻北平期间,他还曾吁请当代书法家,以其代表作各刻一石,置于北平天坛,拟立碑林。事后已刻成百余石,但工未竣而抗战爆发,这些碑刻竟被入侵的日军用作建筑材料,相继散失。

  宋哲元在灌县养病期间,年近八旬的老母困于津门,他朝思暮念,常怀忧伤。一天游青城山时,喜得一墨竹,便为老母刻一手杖,刻己乳名于上,并诗一首:“前岁辞亲日,中原板荡秋。敢轻离老母,无奈赋同仇。但愿常服侍,羞看此杖头。待儿归去后,常伴我娘游。”可见,宋哲元既是国之干将,更是家之孝子。

  1940年3月26日,宋哲元病情加重,卧床不起。4月4日留下遗言:“哲元自长城战役,待罪平津,忍辱负重,委曲因应,以不丧权,不辱国自矢,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信,处特殊形式之下,受各方责难之中。七七变起,奋然应战,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均在南苑殉国。是月二十八日,奉电令赴保定指挥,旋命移师津浦,扼守沧州,保定陷落,回师平汉,转战冀豫,亘时将年。二十七年夏,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之名驻防郑州,感受重病,莅汉入请优给病假,异地疗治。复拜军事委员会委员之命,荏苒至今,时冀病体康复,得偿报国素志,乃医药罔效,势将不起。伏念抗战为我民族生存不受侵略之坚决主义,则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应以练兵筹饷决策定谋为要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应以推行善政培养民生为要着;人材集中,力量集中,应以精诚团结意致一途为要着。合我全民之智力、人力、物力与暴敌争生命,则一切军事无关之事应缓应释,可并可省。尤应奖励廉耻,激扬忠孝,推行贤能,显拨幽微,亲平等待我之友邦,灭武力横暴之寇仇。现抗战已将三年,敌方势穷力绌,我则愈战愈强,最后胜利已操左胜。旧部诸将追随有年,集各地之智力,经数十战之实习,皆诚朴忠实,尽心保国,当能在领袖领导之下努力破敌。哲元分属军人,生受名教,事不求易,遇竟违心。当兹国难,适值数穷,吾知勉夫,从此别矣。家有老母,年已古稀,未获侍养,恐致丧明,此心耿耿,他无念虑。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时,犹生之年。伏枕告言,不知择词。”

  宋哲元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报国素志”,筹划抗日大计,再次勖励旧部诸将“努力破敌”,并坚信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操胜券”。其御侮救国之宏心,终生不渝,抗战必胜之信心,至死坚定。4月5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享年56岁。

  宋哲元逝世后,举国震惊。以其英勇抗战,功勋卓着,政府与人民,国共两党,军政各界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平生事迹宣付国史,追赠一级上将”,并复令秦德纯赴绵阳主持治丧。四月十七日,葬于绵阳北郊宝盖峰下的富乐山上。国民党元老、着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碑文。

  治丧期间,收到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抗日部队指挥官,中国共产党及全国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宋旧部及亲属挽幛、祭文、挽诗、挽联数百幅。

  其中,周恩来挽曰:

  失地收未回虎威昭垂芦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朱德、彭德怀挽曰:

  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

  再接再励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蒋介石挽曰:

  砥柱峙中流,终仗威棱慑骄虏;

  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

  冯玉祥挽联曰:

  共患难三十年值如左右手自长城战役挫敌氛铁铮铮同服有胆;

  抱急疚一二载曾作奋斗思闻西蜀电函告噩耗天梦梦莫名伤心。

  李宗仁挽曰:

  和平未至绝望之际对敌不惜委蛇牺牲既至最后关头对敌不辞抵御华北苦支撑青史自留古论在;

  抗战渐入转胜之期闻子忽萌退志建国已入一新阶段闻子忽抱沉疴蜀西空讯素旛谁料噩音来。

  宋哲元陵墓在 想 “文革”期间遭到破坏。1978年,国家拨款15万元修葺一新。

   1987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友人及首都各界1000多人在政协礼堂隆重集会,纪念“七七”事变爆发五十周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卢沟桥畔隆重举行,邓小平题写了馆名,万里、王震为纪念碑剪彩揭幕。纪念馆内陈列有宋哲元用过的指挥刀和一些抗战图片、实物等,纪念馆现已被国家定为爱国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娃娃司令:肖华

   肖华(1916-1985),江西兴国县东于肖屋村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其创作的传世杰作《长征组歌》颇具盛名。

   1938年9月27日,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肖华率领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机关和部分干部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抵达冀鲁边区中心乐陵县城,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时年22岁。肖华到达冀鲁边区后,重新调整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并将边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挺纵”,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1938年,边区部队发展到15000人。

   由于冀鲁边区重要的战略位置,敌、我、顽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山东主席沈鸿烈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策划,妄图组织“冀鲁联防”,以软硬兼施、南北夹攻的方式,企图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区。1938年11月底,八路军总部以抗日大局为重,指示“挺纵”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尽量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肖华根据总部指示,轻车简从,亲赴惠民见沈鸿烈。沈鸿烈曾任张作霖的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阅历颇深,不把肖华放在眼里。在谈判桌上,肖华义正词严,以民族大义据理驳斥,几经交锋,沈鸿烈无言以对,狼狈不堪。此后,“挺纵”又消灭进犯边区的鹿钟麟爪牙民团头子孙仲文部,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冀鲁联防”的阴谋,巩固和发展了边区抗日根据地。

   为培养边区党政军基层干部,“挺纵”在乐陵城组织了抗日军政学校,肖华亲自为学员作形势报告,讲解游击战术,有声有色,引人入胜,深受学员欢迎。1939年1月,日本回师“扫荡”边区。肖华领导边区军民同日军浴血奋战,韩集伏敌,三打灯明寺,激战大宗家,重创了日军,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正当边区军民同日军、国民党顽固派作英勇斗争的时候,蒋介石从鲁南调国民党第十军团第一军高树勋部进入边区,企图与抗日军民制造“摩擦”。肖华领导边区军民一边积极争取高树勋抗日,一边坚决回击高军中反共分子马臬如等人的种种挑衅,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年7月11日夜,高树勋部两千余人在乐陵宁家寨被日伪军团团包围。高向国民党地方武装吴桥张国基、德平曹振东求救。张、曹为保存实力,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高树勋无奈,只得向八路军“挺纵”求救。肖华接电后率部连夜急行五十多里赶到宁家寨,击溃了日伪军,从万分危急中解救了高树勋。高树勋握着肖华的手说:“贵军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钦佩,对鄙人教益不浅哪!”高树勋认识到反共没有出路,不久就率部撤离冀鲁边区。

   肖华非常注重宣传工作,用文艺形式鼓舞干部队伍、群众的抗战热情。在乐陵期间,他组织了巡回演出工作团,派永兴支队民运股长王国华任团长,乐陵县府秘书王亦山任副团长,到各区巡回演出,并写标语,散发传单。当时演出剧目有《还我的孩子》、《新小放牛》、《维持会是汉奸组织》等。肖华还经常写些诗歌和歌词。1939年初,由肖华作词、董洪明作曲的《冀鲁边区进行曲》广为传唱。歌词是:“东临渤海,西胁津浦,南凭黄河,北迫天津。这里是敌人深远的后方,曾经混乱沦亡。这里是抗日坚强的阵地,津南鲁北的屏障,准备反攻的堡垒。我们高举解放的大旗,驰骋在广大的平原上。炮火连天中,我们飞速的发展,不断的壮大。不怕二百个据点的敌人疯狂扫荡,任它纵横的公路网,离敌人三五里宿营。不怕吃的是树叶和枣糠,永远站在我们的岗位上,环境越困难越是我们的荣光。同志们我们要干到底,我们一定要胜利!”

   1975年,肖华重返乐陵,到他战斗过的地方视察,参观了大孙乡抗日事迹展览馆。在乐陵期间,他还填词《减字木兰花·回乐陵》一首,词曰:“兵强马壮,敌后烽火高万丈。巧阵齐排,日寇全遭灭顶灾。重返旧地,浩荡东风春色丽。万民欢欣,齐赞干城八路军。”

   

   抗日县长:牟宜之

   牟宜之(1909—1975),山东省日照县牟小庄村人,幼年读书时,曾受到其姨夫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丁惟汾曾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青年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常务委员、国府委员、立法委员等要职,当时有“丁家的党”,“蒋家的军”之说。“五四”运动,给当时的牟宜之以很大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树立了“雪国耻、争国权”的信念。1925年,牟宜之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了一些秘密活动。1927年,校方和家庭发觉了他的活动,将他转往上海读书。“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断送了祖国的半壁江山,更激起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鄙视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当时,他在《九·一八》一诗中写道:“神州那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

  1932年,牟宜之再返故乡,偷拿丁惟汾的枪参加了着名的日照暴动。丁惟汾大发雷霆,怕以后再惹事,就送他到日本中央大学读书。

  1935年秋,牟宜之回国。通过丁惟汾的关系,先安排在山东省教育厅、南京《履行杂志社》,后又担任了《山东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利用工作的便利,他写出了不少鼓励抗日、反对投降的文章。

  1937年抗战爆发。牟宜之怀着抗日救国的赤诚愿望,赴西安和延安。办事处的同志考虑,通过他和丁的关系,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更为有利;而丁惟汾也想利用他的关系搭建起与共产党联系的桥梁。周恩来与丁惟汾商议,让牟宜之回敌后山东工作。1938年初,牟宜之来乐陵任县长。

  来乐陵后,牟宜之公开讲:我是抗日县长,我所收入的钱粮,都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他还亲自登门拜访时任中共乐陵中心县委书记兼八路军三十一支队三路指挥的杜步舟,诚恳交换了以大局为重,相互支持,坚决抗日的意见,并调整和充实了以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为骨干的县、区两级领导班子,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牟宜之健全各级政权后,立即着手加强社会治安、整顿社会秩序。他把当时的工作重点规定为三条:剿匪、禁毒、除汉奸。茨头堡一带有70多名土匪聚伙抢劫,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牟宜之亲率县保安队夜间伏击剿除,并把匪首斩首示众。张兴宇村地下党员张荣智,到高桥一带宣传抗日救国,被高桥村反动道会门红枪会杀害。牟宜之接案后说:“宣传抗日就是爱国,杀害爱国者就是汉奸,是汉奸留他何用?”很快将两名主犯处决,并以县府名义宣布张荣智为烈士。1938年春,肖华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司、政机关来乐陵,牟宜之代表县政府致欢迎词。其武装改编为我军泰山支队。他被吸收为特别共产党员。

  牟宜之的“亲共”举动,惹怒了省主席沈鸿烈,妄图将他调离乐陵。一天,沈鸿烈带着国民党鲁北行辕副专员薛儒华及一个旅的兵力进入乐陵,将其兵力陈于城南,乘黑色小轿车入驻乐陵县府。当沈提出要调回牟宜之另有任用时,各抗日团体和群众代表高喊:“牟县长不能走”、“坚决留下坚决抗战的牟县长”、“坚持抗战,反对摩擦!”沈鸿烈见此十分恼怒,拍着桌子申斥牟宜之:“你竟敢发动群众与我作对。不要忘了,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牟宜之毫不示弱,跳起来驳斥道:“我牟宜之长这么大只知道是中国人,怎么成了你沈鸿烈的人?谁坚持抗日,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沈鸿烈黔驴技穷,便指令身边两个马弁,将牟宜之强行推上汽车。对于沈鸿烈来乐陵,我八路军六支队政委周贯五根据肖华指示,早已将兵力布置好,并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沈鸿烈的汽车刚刚开到县城南关,便遇上我党发动的上万名群众的阻拦,将汽车围得水泄不通。沈鸿烈气急败坏,命令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群众毫无畏惧。沈鸿烈知道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牟宜之推下汽车,窜回惠民。这天,乐陵县府象过节一样,庆祝这次斗服沈鸿烈,挽留牟县长的胜利。牟宜之也通过这次党和群众的挽留,进一步看到了党和群众的力量,增强了他紧跟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后来,牟宜之任泰山支队队长。

  对于牟宜之在乐陵的革命工作,周恩来、邓颖超、罗荣桓同志了解的极为详尽,曾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说:“倘若在抗日战争伊始,中国有十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力、财力、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

  1939年,周恩来调牟宜之去重庆,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的统战工作。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又派牟宜之随邓颖超去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统战工作的详细情况。毛主席听后非常满意,亲切勉励牟宜之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

  1939年后,牟宜之先后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山东沂蒙区行政公署专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议室主任、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北京市建设局副局长、济南市建设局局长、中央林业部经营司司长等职,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1957年以莫须有罪名,被错划为“右派”。

  “文革”期间,一次,他看到彭总被揪斗的照片,老泪纵横,写道:“一生忧国复忧民,白发斑斑老谏臣。安邦无畏平胡虏,济世有策犯龙鳞。夙幕忠贞常自励,只因同病更相亲。苍狗白云任变幻,不愧东西南北人。” 他听到肖华同志受到严重迫害,含泪写道:“穷边仲夏草离离,触景生情有所思。慷慨悲歌伤往事,蹉跎驽钝忆旧时。阴晴变幻天难测,盈亏循环月自知。傲岸平生知己少,挑灯夜雨赠君诗。”当他得知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时,欣然写道:“欺世盗名十几年,东窗事发罪昭然。妻儿共策全家福,何惜人头落万千。”

  1974年,牟宜之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写信,详细汇报自己的思想,说明自己的处境。邓小平亲笔批复,充分肯定了牟宜之在历史上对革命的贡献,指示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1975年,牟宜之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要求退休到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却未能如愿。忧愤之余,于4月29日脑血栓突发,在济南逝世,终年66岁。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0年,牟宜之的骨灰由齐齐哈尔烈士陵园移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冀鲁英烈:张汉卿

   张汉卿(1917—1943),化名余志远。黄夹镇邸家村人。幼年读书,敬慕爱国英雄。1936年,乐陵乡村师范班毕业后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长、区动委会主任、县委秘书、县长等职。1939年,日伪军抓走他父亲和兄弟,以威胁其投降,他毫不动摇。后日军又悬赏捉拿。1943年4月10日,汉卿率县大队在本县邢官庄与日寇遭遇。他和几个战士被困于民房中,但他威武不屈,毙敌数人,弹剩一粒,咬破中指,在壁上大书:“生前不能孝父母,死后鲜血为国流。嘱我抗日众同志,踏我血迹报国仇。”题罢,自尽殉国。

   

   革命妈妈:刘相会

   刘相会(常大娘)(1891—1974),朱集镇刘玉亭村人。九岁到大常村当童养媳。在抗战期间,她为抗日游击队做饭、缝衣,给伤员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在环境恶劣时期,她和丈夫常培仁先后挖了3个地洞,作为地、县、区干部进行革命活动的安全之地。她一家人不分昼夜为同志们站岗、放哨,先后掩护过60多名军政干部。因此,她曾惨遭敌人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抗战胜利后,地、县、区领导人授予她一面锦旗,上书:“向在八年抗战中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妈妈常大娘致敬”。省革命博物馆载有她的英雄事迹。她多次被选为县人民代表,曾出席省优抚大会。1974年病故。1975年肖华重返乐陵时,欲专程到她的坟前祭拜,但接到北京急电,无暇前往,留诗一首。

   

   除奸部长:薛汉三

   薛汉三(1915—1943),又名薛士杰。城关镇东关人。中学毕业后任教师。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本县区动委会主任、区长、阳信县长、匡五县委书记、冀鲁边区二地委除奸部长等职。

   汉三青少年时期就见义勇为,敢说敢当。1935年任教师时,因国民党县政府扣发教师补助费,他在党组织秘密支持下,同教育局长面对面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击敌除奸,威震敌胆,有“薛阎王”、“薛铁蛋”之称。1943年,在赴专署汇报工作途中,被敌包围,英勇献身。

   虎胆英雄:刘焕卿

   刘焕卿(1919—1943),原名史仁儒,绰号刘二楞。盐山县韩集镇张店村人。1938年7月,参加青救会,任主任。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任靖远县二区(今朱集、大徐一带)区长兼区联队长,遂又任县除奸大队长等职。1940年春,他活埋了马头苏村两名抢劫民财、霸占民女的土匪。在场群众说:“咱刘区长真楞啊!”一天,他只身一人腰带镰刀到大徐据点赶集,正遇上敌队长走到面前时,他趁其不备,抽出镰刀,割断枪带,将枪缴获。焕卿连放两枪,集市顿时大乱,趁机回到大常村。从此,他的绰号“刘二楞”广为传扬,敌人发誓赌咒:“谁办缺阴丧德的事,出门碰见刘二楞!”1942年春,日伪军增设据点、岗楼,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并宣告:“谁能活捉或打死刘二楞,官升两级,赏钱二万。”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他毫不动摇。当他获悉我地下党员王德广被大徐据点敌人逮捕,惨遭汉奸王连克毒打的消息后,即带领4名战士,夜间闯入据点,将其救出,并将王连克处决。马头苏伪警察所长王大肚结婚,焕卿带领两名战士化装进入警察所,炸伤敌人数名,安全撤出。1943年6月,在同敌激战中,不幸牺牲。

   

   除以上外,历史上还有许多名士在乐陵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东汉的尚书郎高诩为汉元帝老师,教授元帝《鲁诗》,后拜为博士,升任大司农,位列九卿。

   东晋国子监博士王欢,一心读书作诗,成为贯通古今,学识渊博的着名学者。北齐乐陵太守房豹,为民凿井得甘泉,深得百姓拥戴。

   宋代节度使赵镕,在任宋使期间,出使吴越国,劝说吴越王钱俶降宋,深得宋太宗信任,被召为枢密都承旨,同掌三班院。

   明代父子三进士史邦直、史高胤、史高先。史邦直明朝隆庆年间考取了丁卯经魁第三名,第二年登第进士,是明朝建立以来乐陵的第一位进士。他的长子史高胤,明万历癸卯经魁第五名,己未进士。为官清正廉明,被誉为“一轮明月。两袖清风”。次子史高先,万历己酉、庚戌联捷进士,比他的哥哥金榜题名早九年。他身居高官,体恤百姓疾苦,荒年残月,把俸禄捐献出来用于补贴灾民,实难能可贵。史谱、史评均入翰林院授翰林,在书法、绘画方面卓有成就。

   清代潘体震、潘体丰兄弟二人,一个康熙年间考中癸未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升兵部郎中;一个任福建按察使转布政使。为政期间,重用贤达有识之士,剔除暴虐奸佞之徒,廉洁奉公,明察秋毫,当地士民拍手称快。

   清代兄弟二翰林的王荣第、王荣琯,考中进士后,均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王荣琯还任功臣馆总纂;又担任过乡试监考官,分别负责云南、河南乡试监考。

   民国期间,爱国三诗翁翟亦山(号佛舵)、张骏皆(字殿骝,号梦鹤、佛航)、田树藩(字介卿、晚号淡园老人),能诗文,善书画,其诗文多为同情民众疾苦,揭露世事弊端之作。当二十九军喜峰口奋起抗战,大刀队痛歼侵略者,张骏皆除写了《大刀歌》还写了《和田明志》:“来睹澄清甲洗河,且叫壮烈烧成歌。由来割地忘招战,什九偏安误议和。午夜争尝色越胆,丁男齐奋鲁阳戈。百灵一役群丑詟,失此不图乃若何?”田树藩也发出疾呼:“百僚尸位成何事,竟作楚囚束手擒。”并称赞二十九军将士“秦帝长城空万里,宋军短刃足千秋。雄心直欲横沧海,只手谁能挽倒流”。当日寇投降时,翟亦山于贵阳欣然写了《鹧鸪天·日寇投降》词:“胜利新闻已征真,敌人百万尽成擒。航空纳款来全井,俯首签降待岗村。半世愤,一朝伸,人逢喜事有精神。即今便是升平世,快返家乡作幸民!”一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中共“七大”代表赵明新,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在军政界任要职。1954年任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为开创和发展我国汽车制造工业做出突出贡献。1958年,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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